医疗改革
记者体验:社区医生的苦与难

  要检查身体,可以足不出户就做;生个小病,打通电话就能咨询;要住院了,有专人帮忙安排……不管你是否曾经幻想过,这确实是社区医生正在努力的方向。他们在力争成为“小病的医生、大病的参谋、重病的亲人、康复的助手”。只是,在这条行进的路上,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难”。

  有人忙得没假期,有人闲得总聊天

  10月30日早上8点半,设在一栋居民楼一层的北京市朝阳区金台北街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已经来了不少老病号。诊室里一名医生正在给病人测血压,仅有两人宽的走廊上有五名病人正等着挂号;护士在输液室里帮几个已经领了药的病人输液;站长徐志浩则负责在药房为病人挂号并发放药物。

  尽管这里没有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景象,一切也都显得井然有序,但当班的王医生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仅仅1名站长、2名全科医生,1名中医科医生和2名护士的搭配,还是让他们在上班时间很难有喘口气的机会。

  10月底的时候,北京的天气已经有些冷了,诊室还没来暖气,又没有空调,王医生只能靠着身边的电暖气取暖,却还是不得不时时搓手。从早上8点多到中午11点半,患者不断,她也没能离开片刻。王奶奶来取药,王医生主动为她额外做了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佘奶奶来咨询失眠问题,顺便还跟王医生“预约”了一个空的酒精瓶子,因为“家里那个盖子都软化了”;一位大爷到午休时间才姗姗而来,王医生二话不说,仍是热情地接诊。整整一个上午,微笑就那样明媚地挂在她脸上,略有些阴冷的屋子,似乎也因此增加了些许温度。

  一套房,6个人,若干套诊疗设备,却负责着辖区下近2万居民的健康——这就是金台北街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现状。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年的王医生不由感叹:“因为周末还要社区医生值班,所以我们经常是一周七天都在上班,除了不用倒夜班,这里也并不比大医院轻松。”

  相比于北京的这家卫生服务站,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显然又是另一副景象。一栋四层小楼中,除了一层的门诊,还有保健科、感染科等科室。然而如此宽敞的环境里,却只有三四名患者在门诊输液,楼上科室的值班医生大多都在闲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所以人少,是因为这些科室大多是为了统计辖区内的慢性病人情况设立的,并非诊疗科室。绝大多数医学院出身的社区医生在这里只能做着信息录入等工作。而按照规定进行的慢性病人健康档案回访工作,也彻底转变成了电话问询。

  资源不足,没人愿意来

  年底前,金台北街社区卫生服务站要完成社区里800多名65岁以上老年人的体检。可这个事,实在让徐志浩头疼。因为老人的体检内容很多,包括12个大项,数十个小项,而其中有些却是服务站做不了的检测,还预约不到上级医院。

  “虽然服务站可以为病人做血压、血糖等基本的检测,但由于设备的限制,抽完血以后却没办法为老人验血常规和尿常规。这些服务站不能自己完成的检查,就只能将标本收集好交给各自的上级医院进行分析。我们的上级医院是朝阳区第二医院,但不巧的是,这段时间正是兵役体检期,他们也抽调不出人手和设备。”徐志浩说,虽然服务站对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体检的通知已经贴出来了,但现在就是没办法告诉老人具体的时间,“我真是发愁啊,要是等到11月底兵役体检结束再进行,时间就太紧张了。”

  除了设备不足,人手不够也是社区医院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2011年起,北京市启动了“家庭医生式”服务新模式,居民可以家庭为单位自愿选择签约,并免费拥有一支社区家庭医生团队。这个团队需要为签约的家庭成员进行健康评估,制订个性化健康规划,提供24小时电话健康咨询和分类指导服务等。而对于慢性病患者,更是要求提供上门服务。

  可每每到了“上门服务”的时候,王医生就会明显感到压力增加。“上门服务时,需要出去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等于当班的医务人员少了1/3,门诊量却不会因此减少。这个缺口,很难临时补上。特别是现在社区医院都要求研究生在大医院轮转几年后过来,可连刚毕业的医学生都嫌社区的待遇差不想来,这些在大医院已经待久了的学生当然更不愿意了。”

  大学生不愿意来社区医院,除了源于待遇差,还因为锻炼机会少,培训太表面。在武汉六角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习过一段时间的小张告诉记者,社区医院通常会一到两年组织一次半年的培训,但这种机会能够轮到的可能性很小。按照规定,平时虽然也有些小的培训项目,但多数时候,都只是凑人数的敷衍。“我记得有一个关于高血压的培训,要求每个社区医院去5个人,结果1个老师带着我们4个实习学生就去了,更像是在应付差事,混混学分什么的,没多少真正的提高。”

  “家庭医生式”服务是更合理的预防保健法

  无论是北京的卫生服务站,还是武汉的卫生服务中心,其实都只是中国整体社区医疗环境中的一个缩影。就像中国社区卫生协会主任丁小燕所说,国内社区医疗的配置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情况。比如,北京等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和流动性比较大,社区医疗资源不能够完全满足需求,而在一些二线城市的社区,医疗本身还不够成熟,人员配置和其他资源的配备却出现了富余。

  尽管如此,北京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崔小波还是认为,“家庭医生式”服务是更科学、更合理的预防保健的方法。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发展部部长李军则表示,“将更多慢性病患者留在社区,避免大家都涌向大医院,这是很好的设想,但最终能否达到这个目的,短期内还很难下结论。”就比如,北京人口众多,能胜任家庭医生式服务的人员总数存在缺口,这需要相关领域继续培养全科医师来填补。“在人员缺口大的地区,还要通过放宽学历限制、提供进修机会、晋升上的优惠政策等吸引应届毕业生和青年医生到社区来。”丁小燕说。

  此外,社区医生也和大医院的医生一样,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现在的社区医疗实行的是‘收支两条线’政策,社区医生不用去收额外的病人来保证自己的收入,能‘旱涝保收’,但总体收入却不高。”这也是国外社区医生仍然面临的问题。丁小燕认为,未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是提高社区医生的待遇,“让大医院的医生羡慕社区医生”。

  路虽难走,一步一个脚印就必然有所收获。丁小燕告诉记者,这些年,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居民的健康水平已经得到提高,加拿大等曾经被我们作为基层医疗借鉴学习范本的国家也开始到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社区医疗机构“取经”。这些现象都说明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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